（3）任命、提升军官以及解除军官的职务。
但是，直到今天，国家法律所具有诸多局限仍然没有完全消除，譬如，极端的形式主义、高昂的诉讼费用、拖拉数年的诉讼程序、投诉无门、法律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。法律真实存在于人类心理中，并由特殊的心理过程构成，所以，法的经验理论应该构建于心理学基础之上。
他们建立起一套庇护者和担保人的系统，促进了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。领袖虽然不一定有正式的权力，但是却能够坚定地左右其他成员的行为。只有当社会经济或技术变革的过程静止时，法律才可能完备。[32] 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：禁忌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，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，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解和管理的。而较严格意义的公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支配的公民团体、社会完全可以自我建设及自我协调时，才是公民社会。
软法是法律社会化的深入展开所带来的法律内涵演进的结果，也是法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软法的回归及其所引起的重视也是权力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反映。[27]软法为法律机制内生的不完备性提供了一种自我解决的方案。（三）宪法对不同军事职权的规范内容 1、对武力启动权的规范 第一，武力启动权的主体。
宪法对武力的限制不仅是程序性的，还通过列举武力启动条件、申明对外政策、规定武力任务、禁止宣扬战争等实体条件来限制。例如，在古罗马历史上由禁卫军集团对人民实施奴役统治的军人专制政体（又称为禁卫军主义，Praetorianism），以及军人只服从于少数独裁者的利益、被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专制主义政体（Caesarism）。[29][法]孟德斯鸠：《论法的精神（上卷）》，许明龙译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，第85页。马岭：《宪法权力解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93-307页。
[55] 洛克也认为国家权力是个体让渡自然权利的产物。[42]过程性控制更强调法律的程序价值，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、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,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。
在任何时候，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，无条件接受其领导。和平时期绝不能够适用军法。然而，军事的运行是以牺牲公民的生命、财产和自由为代价的，立宪运动是从限定军事义务的范围、履行方式开始的。它要达成的效果是政治价值对于军事目标的支配（civilian control）。
[64] 五、结语 谋求通过宪法的军事治理是任何旨在维系国际和平秩序、遏制战争暴力、建构正义武力的国家都绕不开的话题。（2）外部威胁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实体法很难事先对战略决策、军事行为的内容提出准确预期。国防建设权是典型的中央事权，在执行机关、法律责任方面与一般行政无异。宪法上军事权的范畴问题很大程度反映为这些职权的类型划分、配合制约关系问题。
如印度宪法第53条、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》第169条等。由于军事组织不能够生产自身需要的物质人力财富，在社会高度分工的背景下国防建设权就成为军事组织得以组织、运行的前提条件。
这是规范和限制军事权的重要保障。采取这种规定方式的包括厄瓜多尔、印度、玻利维亚、德国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意大利等。
（2）最高统帅权是战争的谋划要素。在此背景下，由议会最终决策并通过特别质询、预算监督、政治问责等方式进行监督，就能够保障它对武力的全程控制、维护公共利益。……三、联邦军队的指挥权由联邦主管部长行使。宪法规定了两类决策机关：（1）绝大部分国家规定由议会进行决策。同时，任何在战时适用的司法制度、临时机构都不应当被永久化，战时行为也不应当回避事后的追责。类似的包括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》第169条、《芬兰共和国宪法》第128条等。
（3）彻底分离的模式，即最高统帅的职权仅仅限于战略层面，不论是在平时战时都不摄入具体的军事指挥，最典型的是法国宪法的相关规定。法律无法逐一考证列举武力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，只能设定某种前提条件。
为此宪法往往采取折衷规定，即先行授权使用武力，再由最高统帅报告代议机关进行决策和批准。类似的规定包括《瑞士联邦宪法》第58条、《俄罗斯联邦宪法》第71条等。
……就是行使统帅权与完成统帅职责的特征。除此之外，军队的规模、财政供给问题由议会决策也能够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。
历史表明，专制君主往往会出于个人动机发动战争，如追求军事荣誉、发泄仇恨或满足政治野心等。[44]蒋纬国：《国防体制概论》，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，第20页。这（专制权力）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，……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。[27]在英国的法治传统中，对执掌军队不可或缺的军事纪律只能是因王国处于骚乱状态才有的、暂时性的法律衍生物，它绝不是本国永久不可变更的法律的组成部分。
它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： 首先，强调决策主体的适格性。[28]参见[英]威廉·布莱克斯通：《英国法释义（第一卷）》，游云庭、缪苗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58页。
[15]（2）将这种内部运用界定为协助、辅助政府的执法性活动。宪法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体现权力归属：（1）直接在代议机关的职权中列举决定战争问题、审议宣战法案等内容。
战略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各个领域，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。[56]很明显，处罚的前提是某种罪行的存在，在此必然已经有其他国家违背了自然法。
[8] 综上，宪法上的军事权具有政治、规范两个层面含义：（1）在政治层面，它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权力产生、运行模式。拉斯韦尔将其界定为卫戍国家（garrison state），即原本扮演领土守护者的军人在各个领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。但也有部分国家专门进行了明确，例如《德意志联邦基本法》第87a条规定联邦国防行政由联邦直属的行政机关及其下属机构执行。从本质上讲，唯有通过劳动创造财富、和平享有权利才是符合自然法的。
（3）只能够由政府在严格条件下才能申请调动。[8]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（1）在封建时代或者君主专制时代，军事权不过是财产权、父权、神权的延伸，家族仇恨、王位继承、宗教纷争、个人野心都可能引发战争问题。
它是联结政治目标、军事手段的逻辑桥梁，不单是一种微妙的战争艺术，更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。根据韦伯的界定，国家的本质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，它在一定疆域之内（成功地）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。
[23]同时期的法国1791年宪法也体现这一原则我国生命权的保护与适用死刑并存的模式，然而，根据生命权的宪法原理，生命权的保护在价值上排除死刑的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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